文/李梓新
上周在悉尼参加CAMP（中澳千禧计划）的活动，我需要和小组里其他四个澳洲的创新者一起做项目设计。
我们坐在悉尼理工大学（UTS）颇具“现实扭曲力场”即视感的后现代教学楼里，和几位导师们剧烈地碰撞。
“商业模式呢？商业模式呢？”一位叫Robert的专家执着地发问。
现在不是都不谈商业模式了么？只要有用户就行了。我在心里嘀咕。于是我和他们解释Uber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成功，是因为用了很多补贴，不计成本扩展用户，反正用的是投资人的钱。
“这不是泡沫么？”另一位设计思维的专家Jochen说。
可是同样接受UTS导师们辅导的另一个小组里，一位来自北京的风投从业人员刚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认为澳洲的人才必须找机会参与到中国公司接下来的IPO浪潮，才能赶得上时代，获得更大的利益。
不过，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听说，这位投资者因为和他的组员理念不合而中途离队了。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究竟是有多难向外界说明呢？
第二天是Deadline，可是我们组还坐在方桌前争论不休，桌上的巧克力棒也味同嚼蜡了。
团队的小伙伴正在开会
我们设计的项目是做一个数据库，帮助澳洲的公司和机构在中国迅速而方便地找到创意传播服务的合作者。但我们的矛盾点在于，怎样让四名澳洲组员（其中有两个是华裔）了解到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传播机制是怎样起作用的，这个项目如何可以找到足够的中国合作方来注册。
Matthew是一位来自悉尼的互联网营销专家，他祖籍香港，出生在澳洲，小时候父母和他讲粤语，他用英语回答。他正在写一本告诉创业者如何在网络上做营销的书。他在美国的个人问答网站Clarity.fm（国内的“在行”类似他们）上的电话咨询收费是4.17澳元每分钟（约合20元人民币）。
Danielle则是来自山西太原，七年前到澳洲读大学本科。现在在布里斯班的普华永道任职。她最有趣的经历是大学里把每周的功课并到一天上，其余的时间都在布里斯班当地卖房子，卖给华人也卖给当地人，三年也做了有几千万的房产交易。但即使她在中国度过了18年，她也难以理解现在的中国互联网是怎么运转的。
“难道你们不需要SEO（搜索引擎优化）么？”他们问。
“SEO在国内应该越来越陌生了，因为很多人都不怎么浏览网站了。除非有钱的公司，谁也不怎么会花钱去百度做竞价排名了?！蔽宜?。
Matthew
对于一个没有Googl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的国度，在这些平台上面衍生的推广机制在中国一点也不适用了。微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庞大而陌生的系统。我费尽力气试图和他们解释微信上的KOL转发带来的效应。
“啊，KOL（Key Opinion Leader）我们这边称他们influencer?！?/p>
可还是不一样，中国的KOL动辄有10万人以上的粉丝，对于总人口不到3000万的澳大利亚来说还是不可思议。更关键的是，他们不能了解，中国人兴起对KOL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的追随和支持。
我只能用我之前一个学生，从腾讯辞职去做潮汕美食创业的故事，说一个《我为何离开腾讯去卖潮汕美食》的标题，已经可以吸引超过10万+的点击，并使他们在广州的线下门店门庭若市。
对于众多在大陆之外的人来说，大陆自成系统的传播生态，已经是他们越来越难以理解的高墙。去悉尼之前的一天，我在香港参加港大举办的“DreamCathers”创业论坛，马化腾受到了狂热的追捧。而在之前的分论坛，一堆在大陆有过经商经验的港人正在努力向台下听众解释中国的网络生态圈。
一河之隔尚且如此，更何况一洋之隔？
这种信息不对称固然带来了一些商业和连接的机会。但是我也常反思，微信的生态圈给我们还带来了什么副作用，比如我们追求哗众取宠的文风，追求不明觉厉的排版（很奇怪排版需求这么大，还居然只有一个秀米在造福人类），追求左下角的阅读数字。我们在自我狂欢的系统里可能失去了与更大世界连接和对话的兴趣。
最后，我和澳洲的小伙伴们还是合作出一个项目计划，我们旨在帮助国外想进中国的商业或者个人搭建在国内的合作平台。实际上，就在我们组里，这样的需求和合作已经开始形成了。
Brodi，我们的组员，一位来自西澳大利亚珀斯的社会企业家，在珀斯做出了全澳领先的众创空间Spacecubed，现在他还游说了几家房地产商把他们经营不善的房地产交给他来打理，打造一个叫做“The Block One”的创意空间项目，这些房地产商大感兴趣，还给他准备了装修预算，今年9月这个项目就将完工。他正准备将自己的众创空间运营经验输出到中国，正寻求中国的合作伙伴。我相信国内感兴趣的大有人在。
最后，这里的链接是澳洲最大的商业报纸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报道我们项目的文章。里面照片，显示出我正在遭受不了解中国互联网机制的专家的“围攻”……